缅怀民主党派先贤，重温他们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心声
当前，各民主党派正深入开展“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随着统一战线形势任务的不断变化，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呈现新的时代特征。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永远不变，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态度永远不变。
清明时节，在这中华民族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缅怀民主党派先贤，重温他们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历史感悟和心声。
宋庆龄
宋庆龄（1893—198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民革第一任名誉主席。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的名字不仅与孙中山和他开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共产党和党开辟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宋庆龄的内心深处，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彻底的革命者。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1949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宋庆龄在中共八大上的致词，1956年）
李济深
李济深（1885—1959），民革创始人之一，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前途便逐步走向光明，取得今天光辉灿烂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为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今天的独立、自由、平等、幸福，为东方各民族建立了强大的革命堡垒，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增强了反侵略力量，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欢欣鼓舞地来举行盛大的庆祝吗？”
（李济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51年）
“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李济深临终前四天作：《国庆后写兴》）
何香凝
何香凝（1878—1972），民革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共产党人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1904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随同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皖南事变”后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送施。抗战胜利后，她参与发起成立民革，公开宣示推翻国民党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新中国。
“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1946年，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何香凝说）
“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毛主席和共产党所实现的却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
（出自1957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
张澜
张澜（1872—1955），民盟创始人之一，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紧密相联。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他参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
“共产党的本领真是大得很！”“共产党真是为国为民的党！谦虚、谨慎、勤劳、节俭，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我们每人都要认真学习。”
（1949年毛泽东会见张澜，张澜说）
“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党。”
（在几十年的革命探索和斗争中，张澜感慨）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民盟创始人之一，民主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36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等人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对此回应）
“在奔走调停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与孙晓村同在上海恢复救国会的活动，在此期间沈钧儒对孙晓村说）
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民盟、民建创始人之一，民主人士，教育家、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等职。早年加入同盟会，1941年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访问延安，发表《延安归来》。同年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
“延安五日所见，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中共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
（黄炎培：《延安归来》，1945年）
“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
胡厥文
胡厥文（1895—1989），民建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1918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此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等企业。“八一三”事变后，拆厂内迁，在重庆、桂林、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等企业。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民建，任常务理事。返回上海后，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创办《中国工业》月刊社。
“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胡厥文曾说）
“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百年生死共，痛痒共搔摩。”
（胡厥文：五言绝句《长期共存》）
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民进创始人之一，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一生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爱国知识分子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路程。
“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
（马叙伦：《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1948年）
“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马叙伦在病床上的绝笔）
周建人
周建人（1888—1984），民进创始人之一，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1919年，周建人迁居北京，23年潜心研究生物学，并从事著译工作，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期间，与上海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秘密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1945年与马叙伦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理事。
“实际上因为共产党产生于中国的人民，与人民都是人民群众里的一部分，说起话来，自然会有相同之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理所当然的。人民实在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周建人：《一个浅近的道理》，1946年）
“我今年九十三岁了，一生经过了三个时代，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民国治下的百姓，人民中国的主人。得到一条最根本的真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周建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8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农工党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曾参加辛亥革命，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时期，邓演达是国民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在他的支持下，中共的有关工作得到顺利开展。邓演达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政治基因注入了不可磨灭的合作初心。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继续合作，恢复国民革命，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邓演达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述自己的观点时希望继续维护国共合作，1927年）
“是尽过很多劳作，而且曾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打破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沉睡。”
（邓演达曾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作了肯定，1931年）
黄琪翔
黄琪翔(1898—1970)，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等职。黄琪翔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他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期，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流亡日本的章伯钧等一批同志受到鼓舞，决定参加抗日民族战线，写信给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回信赞同）
“中国从此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统治，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了。我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兴国家的政治面貌，当然不可能有具体的、正确的预见，但在报纸上接触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则十分欣赏，认为十分正确，认为按照这个方针做下去，中国便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繁荣的国家了。假如说，我当时对共产党有信仰、有信心的话，也就是止于这一点。”
（黄琪翔：《我的自述》）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1955），致公党创始人之一，著名华侨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04年，孙中山赴美活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后，司徒美堂多次发动筹款，支持国内的革命。为支持抗日，司徒美堂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48年，司徒美堂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司徒美堂的政治选择非常明确，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阵营，对新政权充满希望。
“美堂奔走革命六十余年，深信民主政治必须实现，今南京蒋介石政权，专制横暴，倒行逆施，贪污腐化，卖国求荣，发动剿民内战，搜刮民间资财，人心向背，千夫所指，覆亡之日，必在不远。贵党与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之新政治协商会议，以组织人民联合政府，美堂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示拥护。当号召海外侨胞与洪门兄弟誓为后盾。”
（司徒美堂：《上毛主席致敬书》，1948年）
“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谈到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得来的。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司徒美堂抵达北平，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前，在香山拜访毛泽东时说）
陈其尤
陈其尤（1892—1970），致公党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致公党中央主席。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黄花岗起义、惠州战役等革命活动。1931年加入中国致公党。抗日战争期间，陈其尤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1949年，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巨大，举世同钦，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得到如中国共产党今天这样高的政治威信。”
（陈其尤：《伟大变化的十年间》，1957年）
许德珩
许德珩（1890—1990），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在“五四”运动中是著名学生领袖之一，起草了《五四宣言》。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位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了我国思想界的领袖，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荣幸就是其中一位。”
（许德珩回忆李大钊）
“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89岁高龄的许德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表示）
周培源
周培源（1902—1993），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师从海森堡、泡利、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大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拒绝加入美国籍，放弃优厚的待遇，率全家返回祖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的科学教育事业，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深切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此，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始终不渝。
“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生难忘。”
（1973年，周培源陪同杨振宁去见毛泽东）
“周总理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周培源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谢雪红
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台盟中央首任主席。1925年到上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参加建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到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被捕。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组织“人民协会”，任中央委员。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台湾中部地区人民武装斗争。同年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副主席，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台湾人民确认，必须在中共领导下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放台湾。”
（1949年9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各民主党派代表的专访，谢雪红表示）
“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行将产生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谢雪红作为台盟首席代表作了发言）
蔡啸
蔡啸（1919—1990），台湾台南人，台盟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台盟总部主席。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团长。1978年，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我国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他认真贯彻统一战线和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对全国政协和台盟的机关建设，对落实台胞政策和联络海外台胞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我们绝不允许国民党残余和侵略者占住中国一寸土地。”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历史文件公布后，蔡啸表示。
“学习和掌握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做好我们这个方面的对台湾人民群众的工作。”
（1981年，蔡啸在全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转述邓颖超“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的话语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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